河南农行员工私刻“萝卜章” 平安信托陷骗局涉案14亿元

2015年元旦，平安信托员工手持定期存单，到农业银行（601288.SH/01288.HK）河南驻马店市一家分理处解付。但农行方面表示，从未为平安信托办理过定期存款业务，且存单上盖的农行印章是假的。河南农行“萝卜章”骗局由此败露。

据财新记者调查了解，这是一起农行内部员工与外部人员勾结，私刻公章、控制客户存款账户并挪用客户资金的团伙诈骗案。案件牵涉农业银行、平安信托两大金融机构，以及数家融资企业和数名资金中介；涉案存单金额合计高达14.5亿元。

2016年11月22日，时逢农历小雪，嫌犯在河南驻马店市中院出庭受审，次日庭审继续。检方指控农行员工、企业人士、资金中介等九名被告，分别犯有诈骗罪、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该案于2017年1月10日再次开庭，目前尚未判决。此案开庭三日，各方对峙激烈，农行与平安信托之间、公诉人与辩护律师之间，观点不尽一致。2017年2月，涉案机构农行总行与平安信托均未实质回应财新记者询问。

河南农行案是中国金融业曝出的又一宗“萝卜章”案。银行客户资金安全、员工监督、业务管理及风险监控本应环环相扣，但庭审展示的案件细节，暴露出农行基层内控机制全面失守。此案再次为金融业敲响警钟。

农行姚书堂做局

河南农行员工私刻公章诈骗案，发端于四年前，主角姚书堂现年54岁。

2016年11月22日出庭时，姚书堂身着绿色军大衣，圆脸细眼，神色从容，颇有“领导气质” ，但他的真实职务身份迄今是谜。驻马店市检察院起诉书显示，姚书堂职务为农行驻马店分行驿城支行辖属的山海分理处（下称农行山海分理处）员工。山海分理处相当于二级支行。

接近法院的消息人士透露，开庭前，数名辩护律师要求农行公布姚书堂真实职务。农行方面宣称，姚书堂仅是低柜客户经理——负责对公业务。然而，多名同案嫌犯在庭审中表示，此前一直称呼其为“姚行长”“姚主任”，视其为农行山海分理处负责人。姚书堂在庭上承认当过“主任”，但声称记不清楚任职时间了。

无论真相如何，姚书堂凭借“行长”“主任”的身份，对外取得存贷款客户及资金中介等各方信任，对内左右银行业务。如果他没有一定身份和地位，骗局诸多环节恐无法一一打通。

起诉书显示，2013年、2014年间，平安信托通过资金中介与融资企业牵线搭桥，与农行山海分理处合作开展五笔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，金额合计14.5亿元。

所谓“贴息同业存款”，本质是金融机构存款业务。贴息存款实为银行高息揽储，与国家利率政策相悖，但现实中屡见不鲜——银行有揽储吸存的内部考核需求和外部监管要求，企业为银行拉来存款实现“以存换贷”，储户则获得高额利息，三方均受利益驱动。2014年9月，银监会、财政部、央行三部委联合发文明令禁止“高息揽储吸存”。

对平安信托而言，这是一项投资，大致流程为：在银行有授信额度的优质企业若需融资，可介绍平安信托到银行存款，平安信托除了获得银行存款利息，还额外向企业收取贴息。银行揽得存款后，存贷比增加，平安信托须协助银行向企业发放一定额度贷款。

农行收到平安信托存款后，本应向相关企业发放贷款；但在现实中，姚书堂与个别企业人士联手私刻公章、变造存单，“劫持”了平安信托开设在农行山海分理处的账户。平安信托的存款资金，部分被直接划转至企业，部分被姚书堂等人用于私人投资。其中，5500万元被姚书堂用于购买深圳某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理财产品。

案发后，办案机关从姚书堂宝马轿车中查抄了农行山海分理处假印章。“从姚书堂这里出去的农行资料，基本都是假的。”熟知此案的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。

调包骗局初得手

第一笔存款业务涉资3亿元，开展过程颇为曲折。

综合起诉书及庭审情况可知，2013年上半年，河南某企业负责人段某帅因收购项目需要资金，经人介绍认识资金中介——家住深圳的肖某静。肖某静其时担任上海瀚实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下称瀚实中心）合伙人。她在融资企业与农行、平安信托之间穿针引线。

肖某静经人介绍，与平安财富理财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平安财富）大连分公司的理财经理周某德取得联系。在此案中，周某德相当于与平安信托对接的资金中介。平安财富注册于上海，原为平安数据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下称平安数科）全资子公司，2014年12月变更为平安信托全资子公司。平安数科与平安信托同属金融巨头平安集团（601318.SH/02318.HK）旗下，总部均在深圳。2013年至2014年间，平安信托与农行合作时，与平安财富并无直接股权关系，形式上相互独立，平安财富为平安信托推荐资产项目。

当时，肖某静从周某德处得知，平安信托正在开展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，企业若满足平安信托方面的要求，便可借由该业务从银行获得融资。与平安信托打过交道的金融业人士透露，平安信托内有“业务白名单制”，只与白名单内机构合作，四大国有银行应在此列。

随后，肖某静将此消息告知段某帅，并让他在四大国有银行中找一家。段某帅经由另一家河南企业负责人李某捐介绍，结识农行山海分理处的姚书堂。

段某帅在庭上表示，当时“李某捐介绍姚书堂是驻马店的姚行长”，姚书堂对此称呼未有否认；之后，姚书堂亲赴段某帅公司考察，对相关融资项目表示认可，并提出需与肖某静面谈。当地知情律师告诉财新记者，与姚书堂实为多年好友的李某捐，当时抱着“搭便车”的心态，希望撮合这笔交易，从中获得资金。

后来，姚书堂同意与平安信托合作，农行山海分理处与平安信托签署“同业定期存款业务合作合同”。合同中的“法定代表人或有权签字人”处落有姚书堂签名——这也令各方更为确信姚书堂“行长”“主任”的身份。案发后司法鉴定显示，该合同所盖农行方面印章乃是假章。

双方签署合同后，肖某静奔波于驻马店与深圳之间。她在庭上表示，当时农行要求平安信托员工亲赴驻马店临柜开户，平安信托称公章不能带出深圳，希望农行员工到深圳领取开户资料；双方商讨后选择折中方案——由肖某静持农行介绍信到平安信托“上门开户”。接着，平安信托方面填写农行开户申请表等资料，并将营业执照等自家公司资料复印件备齐，审核盖章后交给肖某静。肖某静领取开户资料后邮寄给姚书堂。

对银行而言，这桩业务一头是来自金融同业的存款，一头是向企业发放贷款，本是正当商业合作，但猫腻藏于其中。

姚书堂按照与李某捐预先商定的方案，将真实开户资料调包。他收到肖某静寄来的平安信托开户资料后，扫描套取平安信托预留的整套印鉴，制作出假的平安信托公章、财务章和法人章；之后重新制作平安信托营业执照等公司资料复印件，加盖平安信托假章。

2013年5月31日，在姚书堂安排下，李某捐下属肖某园拿着伪造的平安信托公司资料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及假章，前往农行山海分理处为平安信托开立账户。肖某园当场重新填写农行开户申请表，并盖平安信托假章。据姚书堂庭上所述，他当时在场，从肖某园处接过平安信托开户资料后，交给会计主管张某审核，张某审核后交给柜台员工宁某，由其办理开户业务。开户完毕，平安信托假章和伪造的账户资料，全部交由肖某园保管。据前述熟知此案的人士透露，平安信托开户资料所盖农行印章乃是真章。

纵观业内，银行出于风险防范考虑，在办理企业开户业务时需要核实原件、留存复印件。2015年6月，银监会发文要求加强银行内控管理、防范柜面业务操作风险，其中便提出“加强开户真实性审核”“对于重点关注客户和异地客户开户应坚持上门核实”。

对于平安信托未有临柜开户、临柜取存单，有观点认为大客户享受银行上门服务颇为常见，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是风控疏漏。数名银行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，银行没有核实开户资料原件导致客户账户被盗取的事故，业内偶有出现。农行山海分理处和平安信托在这一点上明显违规。

平安巨款遭挪用

平安信托为平安集团主力子公司之一，在业内名列前茅，2016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、营业收入分列第一、第二，分别约为38亿元、68亿元。

平安信托与农行合作开展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，早有先例。据平安信托代理律师庭上所述，此前平安信托曾与位于浙江省的农行绍兴分行合作过27笔同类业务。

平安信托在农行山海分理处的存款，来自其管理的信托计划账户。该信托计划名为“日聚金跨市场货币基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（下称“日聚金1号”），属于“资金池”类信托产品，投资标的包括银行存款等，2013年、2014年面向信托认购者的预期年回报率约为5.1%-5.4%。而平安信托与农行山海分理处合作的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，年收益率约为8%，其中包括银行定存利率3.25%、企业贴息率4.75%。这表明，平安信托通过与农行合作，可获得2.6-2.9个百分点的利差，14.5亿元对应的利差收益约为4000万元。

据财新记者多方确认，平安信托与农行山海分理处的每笔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，都有三份合同文件：一份是平安信托与农行山海分理处签订的“同业定期存款业务合作合同”；第二份是平安信托方面与段某帅等人所在企业之间的顾问服务协议，写明平安信托方面向企业收取顾问费、协助银行放贷等内容，所谓顾问费即是企业贴息款；第三份为肖某静所在瀚实中心与企业签订的融资居间服务协议，列明肖某静需向企业收取居间服务费——财新记者根据庭审所提数据计算，各笔业务费率不同，平均约为7%。

在此之外，姚书堂要求融资企业承担平安信托的存款利息——这部分资金原本应由农行方面支付。这表明，在此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中，融资企业承担成本，融资成本高达15%，其中平安信托存款利息与额外贴息合计8%、中介居间服务费7%。另一面，平安信托、农行、肖某静三方获利，分别为获得收益8%、增加存贷比、获得居间服务费。

平安信托对这类业务的基本要求是，企业必须先行支付贴息，之后平安信托才办理存款。一名深圳银行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，对于银行打存款与企业付贴息的先后顺序，不同银行有不同操作方式。正因如此，段某帅对此心存疑虑。

段某帅庭上表示，他对此业务不熟，担心支付贴息后平安信托不存款或农行不贷款，一度犹豫不决。之后，肖某静的瀚实中心向其出具承诺书，保证平安信托存款进农行，姚书堂也向其出具农行贷款承诺书，他才打消疑虑。

据财新记者多方了解：2013年6月6日，段某帅以企业名义先行向平安信托方面支付1400多万元贴息。同年6月8日，平安信托往自家名下的农行山海分理处账户转入3亿元。姚书堂从银行套取空白个人定期存单，变造成同业定期存单，之后连同“业务确认书”等资料，一并交给肖某静，肖某静再交给周某德，由其转交给平安信托。平安信托收到定期存单后，并未察觉异常。接近河南农行的人士表示，个人定期存单底单并无标明“个人”字样，确可变造成同业定期存单，表面上看不出区别。

农行存单本应交给平安信托员工或获授权委托人，为何会交给肖某静？据肖某静庭上解释，平安信托存款当日，在存款到位之前，段某帅仍有顾虑，双方一度争吵。负责对接平安信托的资金中介周某德，当天已到郑州机场，因担心与段某帅发生冲突，便请肖某静代领存单。周某德在庭上表示，他是受平安信托员工之托，前往驻马店领取存单。

平安信托账户被姚书堂、李某捐等人控制后，3亿元被转出使用。据检方庭上出示证据，其中2亿元转入段某帅的企业，4500万元转入李某捐的企业，剩余部分转入肖某园等数个个人账户。这表明，段某帅企业从农行获得的资金并非银行贷款，而是由平安信托存款账户直接划转而来。段某帅庭上表示对此细节并不知情。

类似手段重复了四遍，截至2014年10月末，平安信托与农行山海分理处又做了四笔业务，牵涉更多企业，定期存款金额分别为3.5亿、3亿、3亿、2亿元。加上2013年6月首笔3亿元，平安信托五笔存款合计14.5亿元，时间跨度将近一年半。

五笔存款资金部分直接流向企业，部分被姚书堂、李某捐、肖某园及农行柜员宁某等人，用于偿还欠款、个人消费、个人放贷、购买理财产品等。其中，后三笔资金部分用于归还前两笔存款本息。

平安违规受罚

在这场资金运作中，存款业务与蓄意诈骗并存。如果不是姚书堂等人无法按时偿还资金，“借新还旧”骗局本可持续运转，各方也可利益均沾。

起诉书显示：截至2014年11月28日，农行归还平安信托三笔本金合计7.66亿元，支付利息2100多万元，尚欠6.84亿元本金未还——平安信托如何应对这一风险敞口，与法院判决息息相关；平安信托方面向企业收取贴息款近7000万元；肖某静向段某帅等企业人士收取居间服务费1亿余元；肖某静等中介又向周某德转款近1300万元以示酬谢。

案发后，平安信托涉案业务引起监管关注，2016年1月因违规行为遭深圳银监局处罚。

在此案中，平安信托方面是以旗下子公司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（平安置业）名义，与段某帅等所在企业签署贴息协议，贴息款收款账户也属于平安置业。这意味着，原本属于平安信托“日聚金1号”信托计划的贴息款，由平安置业享有。

按银监会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信托计划财产与信托公司固有财产应当相互独立。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计划财产所得收益，应当归入信托计划财产，分配给信托计划受益人，严禁归入公司固有财产；加之平安信托当时没有临柜开户，深圳银监局对平安信托合计处以1650万元罚款，案由为平安信托“将信托财产的部分收益确认为子公司收入”，且“账户管理存在严重缺陷”。

2017年2月10日，平安信托回应财新记者时表示，案件仍在走司法程序，不便置评。

对资金被农行员工挪用一事，平安信托在庭审中表示不知情。庭审显示，姚书堂最初通过肖某静等资金中介与平安信托商谈合作时，对账户开设提出“六不准”，包括不准查询、不准质押、不准挂失、不准对账等，未获平安信托同意。双方最后达成“两不准”：不准提前支取、不准开通网银。这并未引起平安信托警惕。

在多名银行业人士看来，平安信托接受“两不准”条件尚可理解：其一，定期存款通常不会提前支取，否则构成违约，客户须承担违约责任；其二，客户只需确保收到存单，到期凭单兑付即可，开通网银意义不大。“面对大型企业，银行通常不会主动提起开网银，除非是企业坚持要开。”广州某银行人士说。

2014年6月8日，平安信托第一笔存款到期，农行并未如期兑付，直至6月10日才完成兑付。当时平安信托派员工临柜兑付，肖某静受周某德之托到场协助。第二笔存款则是提前一日兑付。据财新记者了解，这两笔业务中，企业等资金使用方都筹足款项，打回平安信托账户。当时，平安信托并未察觉异常。在某金融机构法务人员看来，兑付稍有逾期或提前，这些情况在机构合作中较为常见。

银行风控缺位

直至2014年11月27日，第三笔存款到期未能兑付，骗局才告败露。

当时，平安信托一直向农行催收，也正式发函交涉，但迟迟未见兑付。存款逾期一个多月后，2015年1月1日，平安信托派员前往农行山海分理处要求兑付定期存款，所持资料包括“同业定期存款业务合作合同”“业务确认书”及后三笔存款存单。

然而，农行驻马店分行驿城支行核实相关资料后表示：由其辖属的山海分理处从未与平安信托签订“同业定期存款业务合作合同”，平安信托从未在该分理处办理定期存款业务，该处也从未出具“业务确认书”和存单。驿城支行表示，这些文件及加盖的农行山海分理处业务章，均系伪造。对平安信托而言，这个消息无异晴天霹雳。

财新记者从接近河南警方的人士处了解到，当日平安信托员工到达农行山海分理处时，姚书堂不在场。平安信托向在场农行员工出示存单要求兑付，农行员工查询后表示账户资金不足，无法办理。于是，平安信托员工致电农行山海分理处时任负责人赵某。赵某向其上司驿城支行行长杨玉柱汇报。杨玉柱告诉赵某，平安信托是姚书堂维护的客户，先让姚书堂处理。

发现农行山海分理处业务章伪造后，杨玉柱在驻马店报警，平安信托在深圳报警。2015年1月2日，驻马店警方对农行驻马店分行被诈骗一事立案侦查。两日后，姚书堂及合谋企业人员李某捐及李某捐下属肖某园，三人因涉嫌伪造印章被警方刑拘。1月15日，资金中介肖某静也遭刑拘。另一中介周某德和第一笔业务的企业负责人段某帅，先后于同年2月、3月被刑拘。其余四笔业务牵涉的企业负责人也陆续归案。这宗发生在基层支行的票据诈骗案，令农行声誉蒙尘。

然而，检方在起诉书中将姚书堂列为第三名被告人。第一、第二被告分别为段某帅、李某捐，其中，段某帅当庭否认诈骗罪指控。姚书堂在庭上声称，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是与平安信托私下操作，并未告知银行其他员工，银行系统也不知情。对比其他信息可知，这一说辞明显存在破绽。

庭审显示，前述农行山海分理处柜员宁某负责办理开户业务，且在第一笔存款兑付时认可并接收存单。平安信托存款账户资金，部分被宁某用于购买理财产品。但宁某在此案中仅被列为证人，而非被告人。

另有接近河南警方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，早在2013年与平安信托开展业务时，农行山海分理处时任负责人赵某即向杨玉柱汇报相关情况。杨玉柱当时指示赵某，应由姚书堂继续维护与平安信托的关系。杨玉柱后因此案被停职。

农行山海分理处大额存款、取款、转账，都须获得农行驻马店分行授权中心授权。这一系列情况表明，平安信托巨额存款并非农行内部个别人才知道的秘密。

两名拥有农行支行工作经验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，“同业定期存款业务合作合同”按规定须由一级分行签署，此案中由农行山海分理处这个二级支行签署，令人困惑。平安信托当初有无发觉异常？就此问题，平安信托未有置评。

农行山海分理处为平安信托开户并办理五笔存款业务，时间跨度为2013年5月-2014年10月。而银监会2014年初即要求银行同业业务实行专营部门制——由法人总部建立或指定专营部门负责经营，其他部门和分支机构不得经营同业业务；同年5月，银监会办公厅下发“140号文”（《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》）对此予以明确。“140号文”提出，银行同业业务专营部门需要逐笔审批交易对手、金额、期限、定价和合同，负责集中会计处理，全权承担风险责任。照此看来，农行山海分理处涉嫌违规开展同业业务。

银行内控机制本应相互制约、相互监督，此案无疑暴露出农行山海分理处内控存在严重缺陷。前述深圳银行业人士分析称，平安信托这么大笔的资金，在农行账户进进出出，反洗钱监测系统也应注意到。在其看来，农行基层风控缺位，未对大额异常交易予以核实，总行也未尽资金监管之责。

农行总行2017年2月10日回复财新记者时表示，将配合司法机关打击金融犯罪，同时强化依法治行、从严治行各项措施，严防各类违规行为和犯罪企图。

资金掮客是否构罪

农行与平安信托两家机构对峙之余，连接资金方与项目方的资金中介，因代取开户资料和存单、收取服务费等行为，也受到指控。检方起诉称肖某静涉嫌犯诈骗罪，周某德涉嫌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肖某静当庭否认指控，周某德则未明确表态。

肖某静在此案中收取中介服务费最多，约有1亿元，对应费率约为7%。银行业内人士表示，中介费率需视市场行情、企业资金需求迫切程度及投资回报预期而定。肖某静在庭上表示，实际仅收中介费8400多万元，请求法院重新鉴定。

庭审显示，第一笔业务中，平安信托与农行、段某帅企业之间，隔了肖某静、周某德等五个资金中介：肖某静通过她在北京的朋友，北京的朋友又通过其前同事与周某德取得间接联系，进而对接平安信托；另一头，肖某静通过广州某银行退休行长对接段某帅和农行姚书堂。第一单事成之后，肖某静向段某帅收取1875万元中介费，又分别向北京朋友和广州退休行长两名中介转去580万、450万元，最后到手845万元，对应中介费率2.8%。

之后四笔业务由肖某静与周某德直接联系，省去其他诸多中介环节。若按肖某静庭上所言，五笔业务合计收取中介费8400多万元，那么扣除转给北京朋友、广州退休行长、周某德的款项后，实际到手6100多万元，对应中介费率为4.2%。

检方指控称：肖某静假冒农行山海分理处员工身份，多次与周某德商谈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；以此身份到平安信托上门办理开户业务，再将盖有平安信托相关印章的银行开户资料交给姚书堂等人；并替平安信托领取存单。

据财新记者了解，农行介绍信中确有提及“我行肖某静”。但周某德及平安信托部分职员知道，肖某静并非农行员工，而是资金中介。

肖某静辩护律师在庭上辩称，肖某静对姚书堂诈骗行为一无共谋，二不知情。肖某静以“农行信息沟通代表人”身份与周某德商谈，目的是推进业务，确保自己在平安信托与农行间的中介地位，不被任何一方“甩掉”；持介绍信上门领取开户资料，是平安信托与农行商定的方案；替周某德代领存单，目的是维护与资金方的合作关系。肖某静前述行为均属推进业务的居间行为，收取企业服务费亦有合同依据。

该辩护律师认为，此案事实主线有二：一是合法的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，二是诈骗他人存款行为。两条主线将涉案人员分为两类：一类仅有开展业务意愿，肖某静、周某德均属此类；另一类带有诈骗故意。

针对另一名资金中介，检方诉称，周某德在平安信托发起“贴息同业存款”业务，并在事后收取“感谢费”。

周某德在庭上表示，与农行山海分理处合作的业务是由平安信托发起，他无权发起。业务开展时，平安财富与平安信托相互独立，他若能撮合交易，平安信托会向其支付业务介绍费。他继而表示，即便项目方中介肖某静不给费用，他也会积极推荐业务。他认为，在没有约定时，项目方中介给“感谢费”是行业惯例。

目前，此案尚待判决。案发至今两年有余，诸多细节渐次明朗，但仍有疑点未解。

案发前，农行还有哪些人员知悉姚书堂与平安信托开展业务？姚书堂造假全程为何未被农行察觉？有无内部同伙串通作案？疑点查明之际，即可窥见金融机构内控体系如何失控，又当如何完善。

文章来源：金融混业观察